中国首次成“世界遗产”第一国

  本报记者 李司坤 陈 茜

  编者的话:“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最近,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伴随两处新“世界遗产”的诞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首次位居世界第一,与意大利并列榜首。《环球时报》邀请多位专家,对新入选的“世界遗产”的价值挖掘及保护之策各抒己见。专家提醒,申遗不是目的,以申遗促保护才是初衷。

  良渚遗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坐标

  “某种程度上,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我国获评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部分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如秦始皇陵等。而良渚古城是史前时期的遗址。“良渚古城成功申遗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自身的独一无二,更体现在它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打下了扎实的历史坐标。”

  据陈星灿介绍,良渚文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它是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古代文明,跟我国北方地区的龙山、红山、仰韶等依靠小米种植的文明不一样。另外,良渚有着庞大的防御体系——城墙,有着发达的城市水利体系,还可能有比较普遍的宗教信仰。陈星灿特别强调了良渚古城水坝体系的意义。良渚古城的水坝既是防御体系,也有灌溉功能,这在早期文明中显得很独特。“没有灌溉,埃及文明就不复存在。大禹治水不过是4000年前的事,如果良渚古城就有治水功能,而且水坝的痕迹也保留下来了,则说明它的治水体系早在夏禹之前的1000年就存在了!”

  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一些杂音,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时称,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是见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文化遗址。陈星灿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阐释。“我国有文字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如果按照文字的历史,我们没有5000年。而良渚古城的年代距离现在5300年到4300年,它确实证明了在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产生了一个辉煌的文明,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

  陈星灿同时提醒,并非只有良渚古城才证明了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其实在与良渚文化同时期,中国不止一个地区产生了史前重大遗址,包括:黄河中游地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黄河下游地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辽河上游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而且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它们互动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快,幅度也越来越大。 “良渚文化在消失之后,它的很多文明因素仍在到处扩散,扩散到了岭南及中原地区,”陈星灿说,“它的文化基因其实是进入到中原体系内了,被我们后来称之为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概念继承下去了。”

  申遗成功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随着今年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和良渚古城遗址双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数量与意大利持平,首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世界遗产的评选而言,独特性是最重要的价值。“世界遗产没有含金量高低的标准,只要能入选,都是人类在过去几万年或几百万年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很难拿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文化遗产做比较。”

  不管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只是开始,涉及到遗产地的保护、修复与进一步研究等问题都需要有关部门、学界乃至全社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平衡。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的话说,“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世界上一些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文物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积极吸收国际理念,学习各国成功经验,努力成为与世界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

  在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张明祥看来,“申请到世界遗产只是一种形式。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形式,而是应投入更多精力来保护这些地方”。张明祥表示,候鸟栖息地的新地位可能会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地方政府需要控制游客量,以免影响鸟类的迁徙。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教授王玉玉表示,未来在保护方面,应更多对湿地生态系统修复进行关注。在我国,无论是滨海湿地还是淡水湿地,现在都面临破碎化的问题,其中以水文情势为代表的水文连通性受到破坏是最严重的。今后,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补水方面尤其是水文连通性,可能会是关注的热点问题。“破碎化的湿地系统是一个个不通的水系,但通过与外部的水源进行连通,整体“串”起来后,湿地生态系统内部生物的栖息地就会扩大,物种也会得到补充,整个区域的承载力也会随之提高。”王玉玉解释道,碎片化的湿地生态系统与外界水域连通后,外部的浮游动植物会首先进入该生态系统,跟随而来的是小微型生物、植物,紧接着鱼类也会被吸引进来,水鸟就跟着吸引过来了。“这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网丰富度的提高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只是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良渚考古遗址由于占地面积比较大(约14.3平方公里),保护起来也颇具挑战性。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田林建议,良渚古城遗址的土地可通过建立保护棚来保护其免受破坏。对于一些比较脆弱的区域,工作人员可进行回填并在上面做好标识和介绍,以供游客阅览。他还建议,对于怕暴露的文物,可考虑放置一些复制品代替,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陈星灿认为,良渚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虽然考古的工作不能停,但恐怕主要还是以保护为主。“在我看来,过去几年挖得太多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慢慢来、按部就班。”

  2007年,由于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面积缩减了90%,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其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专家提醒,这一活生生的教训告诉我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陈星灿表示,对于一些世界遗产,我们还存在“重申请不重保护,重盈利重宣传而不重视长期延续性”的现象。他说,实际上,大多数世界文化遗产包括良渚古城,不可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我们要重视对世界遗产的长远保护,不要把眼光局限在短期的经济效益上”。

  中国“自然遗产”从陆地走向海洋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申遗,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遗产的空白。”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表示。而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张明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潮间带滩涂面积。“这次的成功申遗也意味着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从陆地转向海洋”。 00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位于东亚——澳大利亚水鸟迁飞路线的中心位置,每年有大批鹤类、雁鸭类和鸻鹬类候鸟选择在此停歇、换羽、越冬或繁殖,在跨国迁徙候鸟保护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该区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这些滩涂和其他滨海湿地为680种脊椎动物和500多种无脊椎动物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场所。在该区域生活的415种鸟类中有23种全球重点物种,有17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单。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教授王玉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这一遗产地范围内,包含盐城的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几个保护小区。在保护区外,有个叫条子泥的保护小区,该区域是以全球濒危的、种群数量只有1000多只的、以勺嘴鹬为代表的水鸟的重要停歇地。当前,以条子泥区域为代表的保护小区还没有纳入最重要的保护区块范围内。从保护工作的角度来说,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可以把整个盐城滨海或黄(渤)海滨海的湿地拧成一股绳,对保护区外的区域也可给予更多力量资助。

  与中国其他自然遗产及复合遗产不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大部分遗产地为海域。“以前我们申报的自然遗产通常是比较知名的地点,但这次入选的区域大家了解不多,该区域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区最好的海岸型湿地,这体现了我国在进行世界自然遗产申报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王玉玉表示,对于我国的滨海湿地来说,过去围填海、向海要地、围垦等活动比较多,但现在针对滨海湿地的整体想法不一样了,不再向海要地,而是把它保护起来,作为自然遗产地。

  目前,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增至14处,位列世界第一。“为什么我国现在自然遗产的数量增长如此快?因为我们有了生态红线的设置,有资金、项目、人力及物力的投入,会花很大精力来申请。”王玉玉表示,这是我国重视自然环境的体现,是我国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决心的体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申遗成功后,全世界都盯着看,监督力度非常大,这也反映我国有决心把滨海湿地保护好。”王玉玉说。

责编: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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