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作家杨优明携获奖小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希望外交文学有它的一席之地

本报记者  张 妮

“我现在是作家卢山,”前驻赞比亚大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杨优明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自我介绍时,已经把一叠十几页的稿子拿在手中。那是他根据采访提纲提前准备的素材。“这是职业习惯”。也许正因为外交官一贯严谨的作风,大使写小说这件事显得格外新鲜。最近,杨优明以笔名卢山创作的长篇小说《蹦极》完成网络连载,并获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蹦极》写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孤身一人,奉命前往大洋深处的热带小岛国,以一己之力建起使馆的艰辛历程,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外交题材小说的空白。“蹦极是一个隐喻,反映了外交工作的跌宕与挑战。”杨优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我来说,当外交官和当作家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外交官的经历,我就写不了外交小说。不当作家,就无法将精彩的外交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次获奖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让我对外交小说今后的发展充满希望。我愿用余生从事外交文学的写作,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和中国的外交事业。”

当外交官,就像站上蹦极高台

环球时报:您是如何从外交官“跨界”写小说的?外交小说目前在国内外是否处于空白状态?

杨优明:我大概在15年前想到写小说的。当时,我在外交部政策规划司担任副司长,还兼任外交史学会秘书长。外交史学会有一份刊物,专门刊登外交官的回忆文章,内容很多也很精彩。有回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有记录外交大事件的,也有写外交生活经历的。有的文章让你学到知识,有的给你思想启迪,有的会感动你的灵魂。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四卷本的《外交纪实》。出书之后,我觉得还不够,就想等有空了,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的生活。这些故事越积越多,塞满了脑袋,大概七八年前,我就开始尝试用业余时间写小说。目前看,国内外交官写得比较多的是诗歌、散文和回忆文章,写纯虚构外交题材小说的,至少我没有发现,也没有读到过国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交文学这个提法,但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给它一个位置。

环球时报:《蹦极》是您的第几部外交小说?为什么选择网络形式发表?书中“一个人建使馆”的灵感是否来自您的亲身经历?

杨优明:《蹦极》是我创作的第二部外交小说,第一部反而还在修改中。《蹦极》并不源自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它的灵感来源于当年我编的那四册书。在我国的外交史中,一个人建馆这样的事曾经有过,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这本小说的背景。很少有人知道,即使现在,我们在国外还有不少微型外交机构,只有两三个人。因为国家的外交需要,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偏辟的地方坚守着外交阵地。所以,小说的原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许多外交官的经历构成了这部小说。我写这部书就是希望向所有为国家外交作出贡献的外交前辈、同辈致敬,也以此勉励源源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外交官。

对我来说,最大挑战是要把习惯的调研报告等写作模式切换成小说模式。如何把握故事线索、如何刻画人物等都是难点。我写完第一稿后发给一位文学编辑看,结果被退了回来。改了第二稿后,她有点认可了,但认为还是缺少小说的元素,还带着纪实的痕迹。第三稿,我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增加了小狗黄毛陪伴主人公的内容,把书名从《一个人的大使馆》改成现在的《蹦极》。书中专门有关于蹦极的章节。主人公发现自己精心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面临变数,又由于在海上遇险,发起高烧,昏沉中梦见自己去蹦极。那是一种悬在空中的体验,你不知道等待你的会是什么,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像站在蹦极的高台上。我想这一稿应该更像小说了。既然外交小说是一种新类型,能不能自成一体,能不能被读者接受,谁都心里没底。在网上发表,正好可以解决这样的担心。恰好朋友推荐我去参观文学网站,我对网络的力量有了感性认识。当然,我是本着尝试的态度在网上发表作品的。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即使得霍乱,那杯水也得喝

环球时报:小说中很多描述让读者对外交官的工作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比如,它并不只是光鲜亮丽、唇枪舌剑,还会面临袭击、绑架、炸弹邮件、美人计策反等真实的危险和挑战。在您和同事的外交生涯中,曾遭遇过怎样的危险?

杨优明:你列举的危险,外交官们都曾经历过。小说中提到,有位外交官在战乱国家工作期间耳朵被枪打穿,20年后才发现原来肺部也有子弹头。这就是我同事的真实故事。有一位中国大使上任时,遇上驻在国发生内战,结果坐着装甲车去递交国书。还有疾病的危险,特别是热带地区致命传染病较多,如疟疾、登革热等。一位30多岁的中国年轻外交官,上任两个月就因为脑疟去世,十分可惜。

我在赞比亚当大使的时候,首都卢萨卡发生霍乱,几百人死亡。当时,我国军医组到期要回国,赞比亚军方坚持要举行欢送仪式,邀请我去参加。我知道他们是要显示,虽然有霍乱,但工作生活还可以照常进行。我不好拒绝,也不能拒绝。主人是位将军,在门口迎接我。我同他握手。握完手,他示意服务生端上水来,然后问,“大使阁下,您敢不敢喝?”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端起水杯,一饮而尽。那种时候,你没有选择。即使最终我得了霍乱,那杯水也得喝下去。所以,当外交官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要有特别坚强的神经。遇到的危险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能在危险面前镇定自如了。比如,就在前不久,一个战乱国家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发生了炸弹袭击。很多国家的大使都慌乱逃离现场。我们的大使却很淡定,一直待到仪式结束,同主人握手道别后才从容离开。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在小说中感慨,外交官的本质特点是骨子里的孤独?

杨优明:外交官的孤独是外交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们经常远离亲人,一离开就是好几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却很少有长期的朋友。因为在国外常驻,我们在国内也很少有朋友。最大的孤独是精神上的。对我来说,当大使是这种孤独的极致,把一个国家交给你,需要你维护好两国关系。关系不顺时,会面临很大压力。这时候没有人能替代你,甚至没有人可以帮你。你需要独自一人做决断,一个人承担责任。

非洲是大国角逐的外交战场

环球时报:您在非洲国家做大使,与在欧美国家当外交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赞比亚担任大使期间,哪件事对您触动最深?

杨优明:非洲是我们的兄弟、朋友,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也高兴。而欧美国家在我们面前喜欢充当“教师爷”,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不仅不高兴,还会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和非洲走到一起,西方国家就不高兴。一会儿说我们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一会儿又说我们在非洲搞债务陷阱,破坏中非友好关系。从这个角度讲,非洲从来都是一个大国角逐的外交战场。我到赞比亚之前,有人指责中国人抢了当地的饭碗。我就去做调研,了解到中国人在当地投资的一个农场,一共41个员工,中国人只有1个,40个都是当地人。还有中国企业投资棉花加工厂,用的都是当地人,带动了整个省的发展。我会经常跟当地政府官员讲这些案例,也专门撰写文章在当地媒体刊登,澄清误解。

还有,一名中国企业家计划到赞比亚投资制药厂,几年都没有被批准。我一了解,原来当地执行的是西方制药标准。我就去找卫生部长,做他的工作,还专门请他参观国内的制药厂,最终说服了他。在我离开赞比亚之前,这家制药厂正式开工投产。我有幸同现任总统一起参加了开工典礼。

环球时报:中国经常被西方误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从未停息。以外交官的视角,这种冲突应如何化解?

杨优明:我一共在7个国家常驻过,到过三四十个国家,去过发达国家也去过发展中国家,去过热带也去过寒带。这种穿越提供了对世界横向、纵向的对比体验,让我们可以多视角多维度地看待世界,在认识问题时会更加全面精准,处理问题时更加客观理智,更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我认为,文明是不应该冲突的,要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外交工作的本质就是沟通,沟通的前提是具备很好的语言天赋。外语说得溜是不够的,还要说得漂亮、完美。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很重要,包括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生活习惯等。我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写过一篇关于人权的论文,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逻辑来阐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导师直接给了我一个A。这给我一个启发,只有了解别人,才能更好地同他们打交道,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

当然,沟通也不只是温文尔雅,发脾气也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能够从容把握自己的情绪,包括发脾气的度,才是沟通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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